中国股市、汇市和债市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子市场间逐渐显现出了协同运动的趋势.利用向量自回归多元G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汇市和债市间的价格及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市、汇市和债市间均不存在价格波动溢出,但都具有方差时变性和波动持久性;股市与汇市间、汇市与债市间均存在非对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股市与债市间只存在从股市到债市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掩饰效应”和上市公司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DID-PSM分析

坏消息的隐匿和积累会引致崩盘风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个股股价崩盘风险?中国监管当局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试图减少信息不对称,理论上有助于降低崩盘风险。我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评分)匹配DID-PSM方法,分析发现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大了崩盘风险。基于这一金融异象,本文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掩饰效应假说。如果经理人代理成本足够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被企业用来掩盖粉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这样,经理人道德风险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进而发现,如果股东和经理人利益相对一致,经理人监督机制相对健全,抑或财务信息足够透明,那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     

黄金是股票市场的“避险天堂”吗？——基于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衡量黄金避险功能的指标。基于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就1991—2019年黄金对股票市场的避险作用进行再检验,结果显示,国际黄金总体上未表现出对美国股票市场的避险作用,相对比的,中国黄金对于国内股票市场表现出有效的避险功能。进而分析国际黄金避险功能不足的原因,改进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由固定参数拓展为有限可变参数,研究发现,指数投资导致的黄金期货市场投机程度相对下降是黄金避险功能不足的根本原因。指数投资使黄金货币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主导价格走势,此时较高的货币流动性紧缩会促使黄金与其他金融资产被一同变现卖出,从而导致黄金不能在危机时期表现出避险作用。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竞争优势和区位优势是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驱动力量。在此驱动力量的推动下 ,国际制造业转移呈现出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推进 ,区域之间争夺制造业转移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等特点。国际制造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 ,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口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为其提供了以现有的能力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可能。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也可藉此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附于跨国公司。为了更多地利用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有利之处 ,促进产业成长和提高竞争力 ,应当在制度环境方面下功夫 ,需要打造一个面向国际的制造业发展平台。     

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比较——兼论“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改进方向

本文从经济环境、具体措施、政策效果、与财政政策配合等多个角度系统比较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进而对当前防范通胀的稳健货币政策提出改进建议。     

创业投资对中国未上市中小企业管理提升和企业成长的影响

结合未上市中小企业的211份调查问卷数据以及部分手工收集的数据,研究了创业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对未上市中小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创业投资的联合投资对企业成长有显著负向作用。中国创业投资通过提升未上市中小企业的管理能力,提高企业整合供应链能力,最终促进企业成长。在这一路径中,创业投资持股比例、外资创业投资的管理提升中介效应显著。创业投资与企业冲突不明显,关系较为融洽。     

新股发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是否可行

证券市场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譬如新股发行抑价20年来平均高达181.6％.通过供求理论分析和实证计量检验,本文发现,我国政府主导的发行制度渐进式改革能够显著减少新股发行超额抑价程度.而这一有所成效的改革核心在于放松对于新股供给和定价的管制,亦即市场化.制度变迁能够推动金融发展.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承销商与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上承销商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和发行人所掌握的信息因素对承销费用率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承销费用率的议定过程中，承销商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并使费用率平均增加0.85%；承销商信息优势随新股定价制度改革而增强，这是近些年新股发行费用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高声誉和无政府关系背景的承销商在信息掌握上具有更多优势。降低企业发行成本需改善承销市场的信息分布，逐步减少对新股定价的过多限制。